黃修平 — 明天．電影．我們會飛
採訪、撰文：周淑屏 ╱ 攝影：Mak Mak ╱ 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
黃修平在香港出生，小學時就讀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，中學就讀於英華書院，1998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。大學期間曾到美國愛荷華大學作交換生，盡情使用該校的攝影器材、剪接設備及修讀、旁聽大部分電影課堂。那時他拍了短片《魚》，寄回香港給大學同學陳心遙，參加ifva比賽、獲獎，自此展開了導演生涯。畢業後他和同學陳心遙合組製作公司「目前映畫」，在日本311地震後為災民拍攝祝福短片。
鼓起這勇氣 跨出這距離（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劇照）
談到和陳心遙的合作，黃修平說到緣起。在大學上體育課時，本來不相識的陳走過來搭訕，而黃向來「對於自己感興趣的人特別有興趣」，由是二人惺惺相惜，成為無所不談的朋友。之後二人獲編配宿舍時自然地選擇對方為同房，課後在中大知行樓天南地北，談藝術創作、人生意義、電影……大學畢業後二人合組製作公司大展拳腳。
黃修平拍的短片《魚》(1997)、《阿偉與婉芳》(1999)及《燦若繁星》(2000)均在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(ifva)中獲獎。他亦會為《三更》、《金雞》、《20 30 40》、《1:99電影行動》等多齣香港電影攝製製作特輯，現在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及兆基創意書院任教媒體創作課程，亦在香港公開大學當客席講師教授電影學科。
2004年他拍攝的獨立片《當碧咸遇上奧雲》獲得第一屆香港亞洲電影節的獨立精神獎。2007年的《魔術男》獲提名香港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。2009年和六位亞洲導演推出雜錦片《月變月圓》，並攝創其中短片《風車》。2011年為日本311海嘯事件義拍了賑災短片《朋友》。2012年創作了短片《花椒 八角 咖啡豆》。
The Way We Dance 《狂舞派》中有街舞crossover太極的元素。
《狂舞派》
黃修平在2013年完成跳舞電影《狂舞派》，該片獲台北金馬創投會The Post Bangkok Award，並獲邀於香港國際電影節作世界首映，其後更於烏甸尼遠東電影節、愛丁堡國際電影節、台北及福岡等電影節展出，並於8月8日在香港正式上映，創下了低成本獨立電影票房收入過千萬的票房紀錄。
《狂舞派》的靈感源自香港理工大學一班愛跳Hip hop的年青人，舞隊遭校方打壓，失去了正規的排練房，只好遷到7-11前的空地起舞，慢慢引來了學生、街頭舞者甚至海外愛好者，成為城中有名的舞林勝地。黄修平和陳心遙被年輕舞者這種為所愛奮不顧身、不理別人目光的精神吸引，決定拍一部以跳舞為題材的電影。
《狂舞派》是香港少數的街舞電影， 也被視為本土青春片的代表。（劇照）
電影講述少女阿花進入大學後追求跳舞的理想，在經歷了愛情的挫折、追尋夢想的冒險後有得到成長。黄修平形容主角阿花就是愛探險、狩獵新奇事物的小紅帽，他刻意找來愛耍太極的憨厚男孩與她擦出火花。Hip hop的潮和型與傳統的太極碰撞，雖然格格不入卻很有火花，黄修平特別欣賞男孩被嘲笑也不當一回事那種特立獨行的性格。
女主角是豆腐鋪太子女的設定亦饒有深意，黄修平自言對取景的九龍城公和豆腐店有特別感情，讀中學時他和同學吃完午飯後常到公和吃豆腐花，還會買回去給老師吃。豆腐花這種地道小食看似有點老土，但豆腐店在黄修平眼中卻自有其美學空間，令它成為電影誕生的場景。
《狂舞派》上映後，一些觀眾看了之後在網上宣傳，分享預告片、分享主題歌，分享那句「為了夢想，你可以去到幾盡」。之後《狂舞派》及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接連獲金像獎，被視為本土青春片的代表。
訪問當天特意跟黃修平回到九龍城的公和荳品廠。《狂舞派》中，女主角常在店中發白日夢，跳起豆花舞。
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
說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裡面有不少黃修平中學時代的回憶，許多人也不相信，因為他中學讀的是男校。他說那是回憶加想像，男校也有鄰校女生來參與活動的，於是他想像如果學校有女生會怎樣。
電影以俯瞰青馬大橋作開端，黃修平指出這正是電影的母題。青馬大橋這些大型基建是香港人的玫瑰園，同時見證着香港的今非昔比。電影引起共鳴亦在於那種從前的總比現在好的淡淡哀愁，電影與香港的社會發展脈動，告別了年少輕狂，電影主角的中年危機遇上了香港社會的中年危機，當中瀰漫着的欷歔感亦令觀眾不能自拔。
香港的中年危機以外，黃修平亦關心香港年青人眼下面對的景況，他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的紀錄片《明天我》於四月舉行首映。
他最近拍竣的《明天我》，是關於三個年青人追尋電影夢的故事。他說：其中有一位母親不讓女兒玩電影剪片，因為擔心她將來「搵唔倒食」。黃修平說現在擔心年青人「搵唔倒食」很無謂，因為「現在香港幾乎做乜都搵唔倒食。」
現在追尋夢想夢碎的個案比從前多了，那是因為多數年青人不再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，追夢的人多了，失敗的個案也自然多了。
他指出從前自己追尋電影夢比現在的年青人難得多，那時他要又偷又借各種器材去拍攝；現在網上各種途徑很方便，年青人拍片可以很便宜，可以靠自己，做YouTuber，青少年機構和港台的外判計劃亦提供了不少機會。現在青年人可以掌握的多了，可以「自己電影自己拍」。
導演黃修平對香港的「中年危機」有感召，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流露從前總比現在好的淡淡哀愁。
《明天我》
他拍《明天我》就是想告訴觀眾拍電影對年青人的成長產生甚麼意義，從而推動此文化活動。
至於社會人士又可以怎樣幫助年青人投身此行業呢？他指出社會上對成功的定義太單一，許多人認為讀不成書就沒前途，令年青人感到無奈。其實如果社會上可提供不同的路向予年青人選擇，政府亦給予多點發展空間，又或如有電影發展基金這些推動作用，這些年青人的電影夢便可以發芽、茁壯成長—就如《點五步》、《一念無明》這些電影，均能取得佳績。
他感慨說：「如果電影只是純商業的話，那麼香港電影已經死了；如果只談『性價比』的話，亦沒有任何原因令人再拍香港電影。」現在港產片雖然今非昔比，但仍以可有點聲勢，那就是電影人不求回報，勇敢追夢的成果。
黃修平說，如果電影只是純商業的話，香港電影早已經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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