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可諱言，政府在修訂「逃犯條例」的過程中，態度偏執，置百萬上街市民的呼聲於不顧，對各方意見只冠以「誤解」及「廢話」的回應，只一心想憑藉不公義的立法會結構，在各界強烈反對下，強行通過。結果是激起前所未有的民憤。
今天，市民基本上對特區政府毫無信任，市民對特首的評分亦跌至不足25分（香港民意研究計劃8/2019月底公佈的調查結果）；我們以為，要改變這災難性的“Disconnect”，政府必須建立一個具問責性的政府，這主要有兩方面：
一是正視民意。長期以來，香港雖無真正的民主，但依賴一套諮詢制度，尚算讓市民對政策有「持份者」的感覺；可惜的是，近年不少社會大眾都有一個感受，就是政府在政策的諮詢時，往往只是一份「走過場」的態度；政府早下結論，無論民間說什麼，也是枉然。（作為社福界的一份子，「全民退保」的討論，正給我們這樣一個的深刻感受）。政府當然可以有立場、看法，民意也不一定正確；但政府可曾反思，諮詢是一個真正與市民坦誠討論的過程，還只是一份已有結論、「游說不成，自行其（認為）是」的態度？

二是政制須體現市民的基本權利。不少論者已指出，香港刻下的危機，其實已顯示出市民對現時立法會的組成結構是否可體現市民聲音，監察政府施政，存在極大的不信任；另一方面，行政長官的選舉，市民亦不覺當選者有他們的「授權」。如何讓市民感到有全面的基本政治權利，如何讓香港政制過渡至可體現對市民「雙普選」的承諾，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。

數月來，請願示威由修例的問題，演變成激烈的警民衝突。政府「政治問題，警察解決」固然未能收效，最後只讓警隊成為市民不滿的對象；過份的暴力以外，更被視為有「兩套執法標準」，在缺乏有效監察制衡下，恐非政府及警方每天在自我強調「公平、專業」，便可取信於人民；以「監警會」作為力拒「獨立調查委員會」的借口，只會讓市民感到「包庇」，更強化「不公平、公正」的形象。
不正面回應「五大訴求」，再多的「社區對話」豈是解決之道？豈能讓市民認為是一個具問責性的政府及公平的社會？